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  ，牧甫来到广州，这时已经三十四岁。广州无论经济、文化等方面比南昌活跃，这对欲以鬻艺营生的牧甫来说，无疑是比较优越的条件。抵粤翌年，名士符子琴就为他代定了刻印的润例，加以推介。当时在广东担任将军的长善，是一位雅爱文流的官僚，一时文士像沈泽棠、梁肇煌、梁鼎芬、文廷式等，或延入幕，或为座上客。长善的儿子志锐，字伯愚，光绪庚辰进士，後授编修，是瑾妃、珍妃的从兄，他十分钦佩牧甫的篆刻，请他刻了很多印，而且在经济上经常周济他。我们试读『同听秋声馆印』印跋便可了然：『士陵篆刻无所师承，每自愧不足为知己者用，而偏中伯愚太史嗜痂，太史将闵其饥寒而周之耶？诱之而使之至是耶？将有以为取乎此也。』牧甫在广州很快便结识了一班文士，以及爱好书刻的官员，他们给牧甫提供习艺的金石资料，在生活上也支持他，正因为有了像志锐那样有力的人物的揄扬荐举和大力资助，所以才有机会到北京国子监去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