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书鉴赏

左：行书自作诗条幅 134.5x65.5cm 右：行书对联 148x39cm x2

左：行书张炎《台城路》句条幅 173x93.5cm 右：行书张炎《台城路》句条幅 130x67cm

左：行书张炎《南楼令》句条幅 146x79cm 右：行书先高祖诗条幅 166x8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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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名称：	康书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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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日期：	2007-06-06 22:16:19
简介：	《康书鉴赏》石开康有为，何许人也！一个百年来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个在他那个时代最有思想、最有学问、最有瞻魄、最想入非非并敢捕杀西太后而未果的“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一个皇帝亲自示意逃亡，因此游历了按今日算法的42个国家和地区，并成为汉民族亘古以来走得最远、用时最多的首席旅行者。一个以自身魅力聚拢着像梁启超、徐悲鸿、刘海粟这样超一流学生的好为人师者。一个被其学生作传评为：“先生日美戒杀，而日食肉；称一夫一妻之公，而以无子立一妻五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这样言行不一的“圣人”。一个欲求壮阳，而敢于让德国游医在自身植入野猿睾丸的糊涂长者。一个去世40年后，被一群无知的年轻人掘墓扬骨，并用一根竹竿顶着其头骨游街示众的受害死人。今年，2007年正好是康有为诞生150周年，去世80周年，我们有理由纪念他。我们可以不因他的理想，可以不因他的为人，只单为了我们这代人掘墓暴行的忏悔，就应该纪念他。历史真是不可预见的，康有为曾以极大的热情和能量想改变一个社会，而历史却与他擦肩而过。但他一时无奈的游艺之举，一篇意在影射社会变革的《广艺舟双楫》，却大大影响了百年的书坛，而且还将影响下去。他存世不是很多的书法作品，长期来被视为“名人”书法而忽视的状况正悄然改变着，真正的艺术魅力正不断吸引着研究者和艺术爱好者。艺术在现实的社会中，永远无法与政治、经济相提并论，但在一切都成为历史之后，帝王的脸上一片尘埃，而艺术，特别是能超越时空的艺术却微笑着，光芒着。我们如果能又起老爷子于地下，这回是文明的请起，他也许在嗟叹之余，不会再坚持他的一系列社会主张，他所热情和关注的将移位给他自己的书法，和时下一批新人的创作。但老爷子还是安息吧！纪念的文字就写到这里，下面将技术性地记录笔者鉴赏的心得。众所周知，康有为首先是个政治活动家，其次才是书法理论家和创作家。在戊戌维新之前的1889年，时年32岁的他隐身于京华汗漫舫，用十七天时间著成《广艺舟双楫》，该书虽在论书法，而其旨则在影射时政，按他自己的说法：“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可以说，康有为在1898年戊戌出亡之前，和流亡海外十六年期间，以至回国初期，他主要的精力几乎全用于政治，书法仅是政治生活中的调剂而已。到了最后十年，虽以卖字为生，但于他也只是“业余”而已，据他女儿介绍，一个月之中也仅用一两天时间来集中酬应索请。固然历代书法家都未必是“专职”的，但比起他同时代的吴昌硕、李瑞清、曾熙诸子，他可谓是标准的业余了。按康有为的经历，我们很容易将他的书法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止于1913年12月，这是他流亡回国的日子。此前他虽著书立说，临碑读帖，但真正煞有介事的创作却是很少的，我们今天所看到这前期的作品几乎都是手稿诗札之类的小字，由于那时代文化人普遍扎实的笔墨功底，小字的书写都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基本是帖字的。康有为这一时期的小字也不例外，别以为他早先大力提倡北碑，就必定在北碑上大下功夫，我们不要忘了他是典型言行不一的家伙，至少在40岁之前，他小字和大字所透出的信息都是二王的，特别是大令的笔路，而且是不怎么到位的大令，但既便如此，他气质中苍浑放荡的气息已开始表露无遗了。也许他因周游世界的刺激，阅历和学识的积长，在出亡的6年里头，他的笔势才逐渐形成四分开张六分扭曲的自家套路，此中才看出一些碑字的结构，但他主要的笔法仍然是帖字的。这时期的小字是“康体”的形成期，虽没有达到灿烂，但大体格局已定。 1913年底回国，直至1927年3月底去世，14年的时间算是康氏书法的后期，也可以统称为晚期。这14年，因他公开卖字，作品才大量流传民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绝大多数大字作品都是这时期的出产。14年时间太长，为了细致分析康有为书艺，笔者又将它分为三阶段来论述。 1913年12月1日康由香港返广州，第二年7月租赁上海辛家花园定居。估计这一年他请吴昌硕刻了著名的3.5公分朱文印，文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由于康的作品极少纪年，笔者经眼康氏真迹约百余件，印刷真迹约三百件，尚未确定此印的始用期，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康回国之后的作品，特别是大幅书作就几乎没有不钤此印的。但康回国之初，从政的热情很高，忙里忙外也许还无暇作书，此印可能还要推后，但应该不会晚于1915年。关于此印，以笔者对吴昌硕篆刻的多年研究，以为属吴缶老书篆，而由他人代刀的，理由是该印的刀法不似缶老，而缶老70岁前后臂痛得厉害，如此多字，自有理由私下请学生代劳，而这种代劳也已经司空见惯了。康有为用此印之时，则配一方二公分左右的白文“康有为印”。由于朱白二印大小悬殊，构成明显的不和谐组合，康作后期的第一阶段即以此为标志。这样的组合用印一直用到1920年上半年止。这一阶段，康有为忙于社会活动，此间还因复辟逃亡美国公使馆。因此书法创作不是很多，只在1917年底为天津赈灾写了一些作品。这一阶段作品有心不在焉的感觉，大字的结体与用笔实为前期小字的自然放大，并没有加入更多的艺术信息和元素。康氏后期的第二阶段，始于他公开在杂志登广告鬻书。目前可以找到1917年12月的《不忍》杂志，和1919年元月《物质救国论》末页的“康南海先生鬻书例”。可能是大量鬻书的原因，智慧过人的康氏开始充实自己，作品中明显加入了北碑的元素，字形也由早先的扁正趋向于正方略长。除了北碑的元素之外，他还明显取法伊秉绶的行书，横平竖直如出一辙，沙孟海在1930年就著文指出，此言不虚。笔者以为该阶段才是康书真正成熟灿烂的时期。康氏这一阶段的标识还是以印章为志。大约1920年，康氏请吴缶翁刻了3公分见方的白文印“康印有为”与前刻朱文多字印“维新百日出亡……”作为新组合，这样的组合一直用到他逝世，不再换印。关于这一对印，笔者有一猜测：既然康欲求合对，吴则讨回前篆代刀的多字印而略作修改，一则求大小接近，二则修正笔划增粗加厚。总之，当与3公分的名印组合之后，此多字朱文印则焕然古朴奕奕生辉了。当然，这纯属推理而已。另一说是该印石不坚，长期磨损所至，到康逝世前，此朱文多字印果然进一步磨损几至面目全非了。至于康氏后期的第三阶段，则以签名式的改变为标志。1924年岁次甲子的下半年，康的签名开始草书化，先从“有”字入手，既而“康”字，最后草“为”字，而“为”字草写则时为时不为。草写的签名式实际只用了两年半左右时间，他老人家就谢世了。这阶段的康书结体以草写居多，横画更趋水平状，整体点画比较圆实。作品以条幅中堂居多，对联则明显少于第二阶段。以上三阶段说，笔者以为绝不牵强，只要看多了他的真迹，即使不看所谓标志，也是可以一目了然明显判别的。这说明康氏晚年是不断变化、不断进取的。如果说第一阶段比较心不在焉，第二阶段则比较雄强开张，到最后阶段则比较圆融厚实。从康氏一生的书作看，除了楷书之外，贯穿始终的是一股不驯的野气，和毫不经意的天趣，而这两项追求都是以破坏既有的技法为代价的，所以康书会给人一种不够“专业”的感觉，甚至造成满纸败笔、一塌糊涂的印象，这也是百年来被许多人所诟病这处，即使像笔者这样的“粉丝”，有时也不免摇头。也许这正是康氏欲表达的“书意”，他一生倔强而执着，不欲人解亦自作主张，和着五洲四海的阅历，加配观天象窥造化的胸襟，使他独有的气度倾注于书意，表达着吞吐大荒、旷古莫名的感觉。如果你无法触及并理解人类精英这种独特的感受，也许你就与康有为的书法无缘了。反过来，如果你真实地触摸到这种感受，那么相比之下你又会发现原来许多书家一生都在作着小儿过家家式的表演，根本未达到形而上的层次。其实，欣赏康书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你对此老生平有兴趣，对艺术没有框框陈见，应该是能琢磨出道道来的。但要鉴定康书就难了，由于康氏所追求的野气和天趣并不以技巧为依归，很大部分是随机生发，率性而为的，其点画结体虽有精彩差异，并无绝对的形态之别，真李逵行头不够标准，以至假李逵学招易似，假货泛滥了。据笔者对全国10年来各大小拍卖会观察统计，大约出现过近300件次的康书，其中明显赝品约占50%，鱼目可混珠的赝品又再占约20%，而真品则只剩不到百件了。这些假货大多都是康有为同时代的产物，由于纸质装潢是自然旧物，所以非常迷惑人。幸好康氏用印比较专一，那方著名的朱文多字印又不易摹刻，提供了印鉴辨伪的可能性，不然真是说不清楚了。除了印鉴之外，还有一些年表常识对研究和鉴定有帮助，兹录如下： 1898年（戊戌）9月29日，康出逃香港。 1898年（戊戌）冬日始自名“更生”（见康氏手书）。 1912年（壬子）春日始自名“游存”（见康氏手书）。 1913年（癸丑）12月1日由香港返广州。约1914年至1915年之间，吴昌硕为刻朱文多字印，印文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该印常与一方小白文姓名印组合钤用。约1917年（丁巳）前后，始用另一方朱文多字印，印文亦“维新百日出亡……”但此印明显小于吴刻。康有为一生所用该文多字印仅此两枚，大者用于大件作品，小者用于诗稿手卷之类。 1917年（丁巳）夏日因复辟事败避入“美森院”，始自名“更甡”（见康氏手书）。约1920年（庚申）吴昌硕为刻白文3公分姓名印，与前刻朱文多字印形成新组合钤用，该组合一直用至去世。约1923年（癸亥）冬日，始自号“天游化人”。所谓化人，佛教谓神、佛变形为人。据郑逸梅文字记载，大约这个时候，康听信德国油医，将野猿睾丸植入自身体内，未数月便健步登山云云。故此名号与此事或有暗喻。后康之死，或云与排异反应有关，康家怕丑事张扬，只说中毒身亡，此康氏死亡之谜另一说也。 1924年（甲子）下半年开始改变签名式用草体。 1927年（丁卯）3月31日（农历二月二十八日）病逝。此外有些现象还须一说，康有为流亡海外期间，所作诗札文稿均自爱惜，多数不曾流失。康去世后为子女瓜分，有些子女将那方朱文多字印钤于诗稿作引首章，不知其墨迹纪年在前，而印章纪年在后，此固颠倒时序，但并不证明书迹为伪。另，康曾二度赈灾卖字，应付不暇时，则请学生代笔，经他目验认可者，即钤真印交货。其中代笔者便有日后著名的刘海粟，所以印鉴辨伪又平添复杂。凡假印者，自无真书之可能，而真印者，却有假书掺杂之虞。康书偶尔还钤有一方长方形“御赐天游堂”（1922年10月溥仪赠题）双龙围纹印，作起首章用。（天游堂是康氏在上海的屋子）但奇怪的是这方印有时会出现在1922年10月以前的书作上，笔者曾为此百思不得其解，明明第一、第二阶段的真迹无疑，怎么会有第三阶段的用印呢？后来看到康女同环在香港出的《南海康先生法书》，才明白老爷子突然去世后，每个子女都分得数十件遗作，也许其中很多尚未钤印的，一时大伙取印，不管三七二十一，盖了便是宝。如是，有钤此印的大概都是康氏压箱底的手泽了，这种情况与前面手札卷子钤多字印是一样的。康有为卖字一般谢绝题写客人的上款，这与当时人几乎都写上款的做法正好相反。遇有熟人朋友非要的，必然只写“XX仁兄”四字，没有特殊关系，不会出现其他的称谓。“仁兄”之下绝不加谦词如“雅属、雅正”之类，这与他人也颇不同，其潜台词是：谅君也看不懂，更甭说请教你了。不写谦词在那个时境下其实是一种傲慢，当然，这与其“野气”是协调的。以康书特点，“仁兄”二字笔画虽简单，但它笔势形态各个阶段都是一致的，鉴定者如无法把握其他，仅抓住这平常二字比对，相信就不会“走眼”。当然，你必须有标准件才行。本刊所登诸件一半是青岛范国强的藏品，一半是笔者的收藏。40年前笔者就买过康的对联，后来通过印章比对发现是假货。收藏是要研究的，而且要极深入地研究，交学费也许难免，但不能一辈子交学费。特别是康有为的作品，天下赝品多多。最近青岛文物局编了一册大型康的作品集，里头也居然有五六件冒牌的。为了杜绝伪劣，我们慎重公开自己的收藏，以开门见山的作品纪念我们心中可敬的老爷子，同时也珍惜我们个人的名誉和眼睛。但遗憾好似也有，就是没有收集到康氏流亡前的作品，这与我们的收藏观“只收好的，不收全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