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评论中“最”、“第一”等词语分析

熟知，了解或接触过古代书法理论和当代书法评论的人，对“最”、“第一”、“第二”等词语都不会陌生。最近，我在浏览几份书法、美术媒体时，发现“最”这个词使用的有点泛滥，如同世俗社会里“酷”、“绝”、“棒”、“忽悠”一样，逐渐从特殊指向转化到普遍意义上来，被全民使用。然而，“酷”、“绝”、“棒”、“忽悠”，毕竟有其综合性和模糊性，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使用，又可以不负责任。“最”这个副词就不同了，他天生具有排它性，是“霸权”、“绝对”、“独一无二”的另一种写法。“最”这个词像一剂猛药，用过了，就有杀身之祸，用少了则显得滑稽。比如“文革”时期，我们面对领袖时常把“最”，甚至是“最最最”挂在嘴边，以示对领袖的顶礼膜拜。“最”的极端性，决定了“最”的对象的唯一性，使用这个词无疑具有较大的风险。

书法界似乎无视“最”的风险，简单的如探囊取物一般，把“最”用得有点筋疲力尽。比如，在评说某位书法家时，便说，这是最伟大、最杰出、最卓越、最辉煌的书法家，其中书法家生存朝代、地域、性别的不同，则会在最的前面加一个定语，如两汉、唐宋、明清、民国、当代、北京、上海、南京、沈阳、某县、某镇、某村，男的或女的。要么就以书体论，如“汉隶以后第一人”、“章草第一人”、“魏碑第一人”等等。总之，不把事情说绝了就不算完。

我们对“最”的热衷，往往感兴趣的是现代汉语中“最”的基本含义，即极端性和唯一性。古人比我们含蓄一些，他们在论述书法家的高低贵贱时，不会象我们如此直白、功利，把一个书法家推到下不来台为止，往往采取“第一”、“第二”等竞技体育比赛的方式，排出个大小，分出个三六九等。如“天下行书第一”、“天下行书第二”、“欧柳颜褚”、“苏黄米蔡”、“翁刘梁王”等等。

我对“最”是排斥的。为什么？理由并不复杂。艺术与政治不同，艺术的属性是多元化的，在美学形态上呈开放性；政治是一元化的，党同伐异，始终处于封闭的状态。书法艺术的鼎盛时期，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书法创作、书法理论自然有着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独断和霸权。其表现形式是，帝王的喜好就是唯一，权威的评价就是真理。书法创作，书法审美，书法研究，无一脱离不了这种评价体系。因此帝王口中的“最”就是毋庸置疑结论，只是不同朝代的帝王又会赋予“最”不同的价值尺度。独裁的、唯一的书法评价，以国家的名义，彰显了一些书法家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但是，又遮蔽了更多的平民书法家的出现。当然，封建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多元化，也反对脱离帝王评价以外的评价体系，于是，我们在“最”或“第一”、“第二”等少数书法家的辉煌里，又看到了占社会大多数的普通书法家的悲哀——寂寞又被遗忘。

当代书法评论对“最”的使用，与封建社会帝王评价中的“最”有着显著的不同。前者不管使用多少个“最”，都永远失去了统治阶级的权威性。但是，既然失去了权威性，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不厌其烦地频频用“最”呢？现由也是简单的。当下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历史阶段，书法家和书法作品均被沾上商品的标签。一时间，品牌与市场开始对书法家进行历史性的折磨，占领市场的商业需求，给那些擅长广告文案一类书法评论人提供了谋利的机会。又是得益的驱使，便大言不惭地把“最”、“最最最”、“第一”等等腐朽的词语用到了极致。各位看官，如果对“最”的评语较真儿，谁窝火，谁受罪，不言自明吧。

然而，一些专家也在遗憾地使用着这样的词语，让我们有点不知所措。专家往往是理性的代言人，谬误理应少一些。可是，常识性的错误偏偏从专家的口中说出。不久前在书法家马世晓书法艺术研讨会上，邱振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从整个书法史来说的话，草书这么重要，但是真正对草书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我认为一共有六个人：王羲之、张旭、怀素、黄庭坚、王铎、林散之。”然后，邱氏又发高论：“……这个时代，在草书中，假如我们说有希望成为这其中的第七人，或者说能把草书再往前推动一步的，我想马世晓先生可以算是其中的一人了。”我拜读过邱氏的几部著作，对邱振中先生的学术研究不算陌生，一直认为邱氏是当今书法界少有的具有思辨能力和思想深度的理论家。可是，此番宏论，让我大吃一惊。我不否定林散之、马世晓是当代优秀的书法家，研究他们的创作和创作思想，对当前书法创作会有新的启示。但是，邱振中竟以江湖排座次的方法，重蹈传统书法评论的陋习，将草书历史中的第六名和可能的第七名分别给予林散之、马世晓，我觉得味道不大对头。姑且不论林散之是不是草书历史中的第六名，也姑且不论马世晓有没有可能成为第七名，首先邱振中的推论就是错误。现代学术研究和艺术分析的基本立场，必须超越过去，扬弃传统陈腐的价值观念和轻率、浅薄的分析方法，遵循艺术规律，以作品为核心，进行理性、客观的审美判断。无厘头的动辄谁最伟大，谁最杰出，谁又是第一，谁又是第二，不仅远离客观的艺术分析，也给艺术欣赏者强行地戴上了一副枷锁，影响了欣赏者的个体判断。对艺术作品的个人感受，是审美极具重要的心理体验，它排斥人为的等级导向。另外，艺术不是竞技体育，艺术家们人生经历、气质、趣味的不同，和欣赏者千差万别的审美需求，决定了艺术作品自然呈现多元化的物质和精神形态，试图进行高低、上下的终极判断，既是徒劳、也是愚蠢。历史上所有针对书法家的坐次排位或以“最”定评，其背后不乏政治阴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帝王的喜好，决定了一切，哪有什么真理和正义。封建制度的忠君思想和一元化的价值标准，对光辉灿烂的艺术欣赏设置了种种障碍，将个人光芒万丈的自主选择、兴趣、梦想统统封闭起来。

扼杀个性是封建文化的核心，服务皇权是封建文化最终的结果。将个别书法家以“最”冠之，再排其次，也是对其他书法家的蔑视。封建文化无视个性，也无视群体利益，他们试图借助社会精英统摄众生，从根本上把更多的人边缘化、矮化、丑化，以便合理、顺利地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和个人的崇拜，帝王的独裁。邱振中认为林散之有草书的六位之尊和马世晓的可能的七位之尊，其推理的方法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我只是想强调，优秀的林散之和优秀的马世晓，放在这样的位置上，他们不会舒服，面对三千年的书法史，我们再厚今薄古，也不至于一个时代就出现两位划时代的大师。想一想，邱振中吝啬地在历史中仅仅看到五位为草书作出贡献的人，却在传统文化与现实断裂了近百年的今天看到了两位草书大师。从逻辑上，我也想不通。何况我所经历的时代何其浮躁，又何其浅薄，我当然清楚。

邱振中曾提出书法研究应“对自身局限性的充分估计”，引起了我的思考。有如此洞见的邱振中本不该犯低级的错误，事实上却犯了，我有点难过。在书法界普遍却乏思想的当下，我们需要更多的具有现代知识结构和学术思想能力的批评家参与书法创作的讨论和书法人文精神的重建，至此，我当然不愿意看到邱振中从冷静的思想者变成一个庸俗的吹鼓手。据我所知，邱振中还没有衰老。

好在我们是理性的，人们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评价，不会按照广告词走。尽管广告词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但它永远超不过人们的理性，我们愚蠢了，但我们万万不能认为我们的后人与我们一样愚蠢。愚蠢者的子孙，常常是毫不留情地清算他们愚蠢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