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产生了足以改变已有学术认识的四项重大考古文物发现。其中之一，就是在新疆楼兰和尼雅，甘肃敦煌、内蒙古居延等西北地区古代屯戌遗址中出土的汉晋简牍材料。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出土大批量楚地战国竹书，以至秦汉三国简牍。从那时起，在近100年时间中，已经有百余批埋于地下的古代简牍经科学发掘出土。这些简版的书写时间，自春秋战国以至唐代，反映了千余年的古代史。据有关统计，迄今出土简总数已近20余万枚。这些新面世的文献，使学者有机会从全新的角度来研究与认识古代的文化艺术与社会，它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新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观点的深入普及。

 

早期汉代简牍草书系年

关于草书的起始标志，《说文解字·叙》说：“汉兴有草书”，并没有确切的年代。张怀  《书断·上》“草书”条引梁武帝《草书状》（张怀  《书法要录》卷七）引蔡邕说：“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成，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赵壹亦有类似说法）这是秦代作草说。而唐《书断·上》引南朝宋代王习憧的话：“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兼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法书要录》卷七）把章草的出现确定在汉元章时，并将其和《急就章》联系起来，此说在当代被质疑最多。近代随着敦煌、居延汉代简牍文字的面世，诸多学者多将其中编年简文实物排比，作为草书起始定位的依据。其中，重要的一个观点认为：宣帝简中，如《居延汉简释文合较》（以下简称《合校》）图版登记号271.17的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283.7的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简文，元帝简中登记号为526.3A的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简，成帝简中，如284.8A的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