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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的选择(图文) |
作者：吴振锋 发布时间：2007-05-27 00:07:56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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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锋”，其实就是对“文本”以不同角度的释读。还有沙孟海先生的著名成果“刻手问题”。他在考证史实的基础上提出的论点“窃意碑版文字，先书后刻，刻手佳恶，所关非细。综览墨本，有书刻俱佳者，有书佳刻不佳者，亦有书刻俱劣者，未可一枕概而论也”(15)。从考碑证伪的史学角度，这无疑是有独特发现的。但一概用于对书法石刻的审美与借鉴，并不见得就深切中綮。心理学家早就发现，人们在受到外界刺激时，经常选择他认为重要的那一部分作出反应。这种选择是无意识的，称为“选择性注意”。这一原则也适应于语言。当人们遇到需要用语言描述的客观事物时，往往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他们认为有实用价值的那一部分，并创造出不同的名词和形容词去详细分辨他们认为应当分辨的现象。若将这种思维“触觉”继续扩展到书法的审美，也许同样适用。就两汉隶书来谈，“刻手问题” 一定是存在的。但它不应该成为我们判断某刻石艺术价值的障碍。细分析石刻的残缺，大致不外造化与人为两种因素使然。这里，“人”造成了“刻手问题”，“造化”则追加了“文本”的“能指”——联想吴昌硕先生治印，我们对残缺的感悟就不难理解了。潘天寿先生曾说：“石鼓、钟鼎、汉魏碑刻，有一种雄浑古拙之感，此即所谓‘金石味’……然此种金石味也与制作过程与时间的磨损有关，金文的朴茂与浇铸有关，魏碑的刚劲与刀刻有关。”(潘天寿《谈汉魏碑刻》)钟明善先生也说，“秦汉刻石砖瓦文字的剥落，金文中的锈蚀，造成了金石文字中线条上的不齐不匀甚至断续。这就是自清以来书法篆刻家所追求的‘金石味’。这种剥落、锈蚀，产生了一种残缺美，形成了笔道变化上的多样性。这也是我们在研究书法、治印时可以适当吸取的”(16)。对“金石味”的理解历来都有争议，但在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即“多元互补”的文化观念的背景中，至少应当允许有人去寻觅那种属于人性中自由自在的自然因素，而这些在两汉刻石中是一种客观存在，它隐匿在荒山败草之间而未能得以充分发挥，是一种艺术资源的巨大浪费。王元化先生近来提倡“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也许能使我们对以往的有些观念有所拨正。其大致意思是，在从事学术考证工作的时候，其背景有着深刻的思想关怀，不能陷入乾嘉式为考证而考证的技术性繁琐之中去。而在讨论思想问题时，又不满足于一般地表明立场，总是以一种虔诚的学术态度，尽量在学理上将问题分析透彻，使思想并不停留在于灵感的火花，而有深厚的理性基础(17)。王元化的这个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它也许是我们走出思想苍白的一把钥匙。
文化的发展在于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这是当今文化学讨论的一个命题。转换和建构是解放传统、创造文化的两汉隶书中那些粗砺、质朴、野逸、稚拙、浑茂等等“人与造化”同时造就的艺术资源，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借用伽达默尔的一句话说，“我们所处理的是一个语言事件，是把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因而是在处理两种语言的关系”(18)。书法其实就是一种语言，我们要处理的就是这样需要“转换”的“事件”。在这种语言转换中，我们可能寻找到契机与“生长点”。伽达默尔的“对话”说就是要在对话中碰撞和生成一个新东西。他认为，那包含着传统的文本，并不简单的是一个被动地等待着我认识的对象，而是正在和我积极对话的另一个人。也就是说，两个关钮。但转换和建构有一个契机和生长点的问题。我们如何面对两汉隶书中那些粗砺、质朴、野逸、稚拙、浑茂等等“人与造化”同时造就的艺术资源，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借用伽达默尔的一句话说，“我们所处理的是一个语言事件，是把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因而是在处理两种语言的关系”（18）。书法其实就是一种语言，我们要处理的就是这样需要“转换”的“事件”。在这种语言转换中，我们可能寻找到契机与“生长点”伽达默尔的“对话”说就是要在对话中碰撞和生成一个新东西。他认为，那包含着传统的文本，并不简单的是一个被动地等待着我认识的对象，而是正在和我积极对话的另一个人。也就是说，试图理解“文本”的“我”与被理解的“文本”不再是主一客关系，
文本不再被看作是可以归结为某一类的东西，也不再是一种现在不能分享的“过去”，而是一种正在向阅读者说话的主体，因此，二者是主一主关系。在这种特殊的主一主关系中，不仅读者要向文本提问，代表传统的“文本”同样也在向代表现在的阅读发言。它说着一种阅读者能懂的语言，与之做着意义的交融，因而不单纯是一种灵魂的共享。……真正的对话，其结果是要激发一种突变，生成一种新的东西。这种不断地将对话引入更高层次，使它成为一个开放的事件，使文本的意义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不断生发，直到无限(19)。“能够如此携带着向将来开放的视野和不可重复的过去而前进，恰是我们的称为‘精神’的东西的本质。”(20)这正是我们对隶书中所谓“原始性与前卫性共存一体”感兴趣的原因所在。请读下列文字：“古代碑刻，都是为记事载德而立，正而八经，因而一定程度上就难以体现作者的书法意识，也许书作者确实无心追求什么，但面对客观存在，我们却在此碑的字里行间依稀感觉到一种下意识的抒情欲望，作者似乎想要表现什么，却又说不清楚。从其笔迹中不难忖度，书法形象有时若有所思，栖迟徘徊，或者说有点忧郁，一种黄昏时淡淡的忧郁，而碑面经风雨浸溃的斑剥之痕，则给这种忧郁抹上一层湿迷的气氛”(21)。这是现代人读汉碑的感觉描述，也许有人会以为这样会失之过“虚”。那么，古人对待“文本”的态度如何呢?傅山讲“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因此，他主张学书要舍近求远，多从秦汉碑刻人手，“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22)这是读者与“文本”对话的结果，前者是一种“兴会”，而后者则是一种“转益”。朱长文《续书断》中评颜真卿书法的一段话对于我们在义理精神上向传统开掘也有一定启示意义。他说：“自秦行篆籀，汉用分隶，字有义理，法贵谨严，魏晋而下，始减损笔画，以就字势，惟公含隶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综上所述，可见，读者对“文本”的“取法”的途径各不相同，但目的终于达到了。如果用现代阐释学理论中”阐释的循环”来阐释，就是——意义的生成和发展是一个相对的、无限趋向未来的过程，是一种积极的有价值的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这种对话，才是传统本身的延续和发展、生生不息的内在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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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
●本文认为当代隶书创作的不尽人意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与当代人的文化选择有关。
●隶书在当代不能顺势而兴的第二个原因是来自其自身的局限性，而艺术家对汉隶的美
学特征及对“文本”的释读的误解等更有其深层的文化意蕴与心理因素的原因。
●两汉隶书的文化表达是“充满宏伟、豪壮的生命气息和以风骨为标志的雄强质朴的内
在精神”。它是时代书家必将选择的“心灵潜语”。
●清代隶书运动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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